一字不识但很豁达的母亲

杨先智

我的母亲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母亲早逝，父亲残疾，没有兄弟，只有一个妹妹。这样的家庭那样的时代，决定了她不可能有读书的机会。

母亲姓王，就在我们本寨上。过门时，她比我父亲大两岁。她一嫁过来，就鼓励我父亲挺起脊梁，改变几房叔伯共住大房子的格局，与父亲一道砍树子、杠木头、请木匠，终于修成了具有自己独立空间的房子，这令左邻右舍和她娘家的堂兄弟姐妹刮目相看。

别看母亲一字不识，但农村里的各种农活都拿得起，放得下。砍柴、割草、犁田、栽秧样样都会，力气也很大。特别是她的针线活，在我们寨上那可是首屈一指。纺纱织布、做灯芯绒单鞋、棉鞋，她是师傅。厨艺也不错，尤其做苕粑、高粱粑、荞麦粑、煮油茶……，粗粮精做，是她的拿手好戏。寨上哪家开机织布、煮油茶都请她去指导，同时也带我们三姊妹去，我经常得以大饱口福。

我的父亲长年在外做裁缝，家里的一切农活都是由母亲一人承担，体力消耗很大，也可能是天生的，母亲经常用酒来补充能量，我父亲则相反，滴酒不沾。她的酒瘾很重，常常是出门一茶杯，进屋一茶杯。由于酒量大，而且记性好，经我父亲稍加指点，还能随口编酒歌，经常被家族、寨邻请去送亲、陪客，唱通宵酒歌，喝通宵的酒，常以贵客唱不出来，酒喝得烂醉为快事。“这杯酒来黄又黄，……”，“这杯酒来清又清，……”，“这杯酒来红又红，……”，后面二、四句都讲究押韵，也很合景，很感人。直到今天，母亲的吟唱仍在我心中回荡。在我们那个地方，会唱歌、能喝酒、善陪客，是受人尊敬的。

长期的喝酒，到了60岁后，母亲的神志开始迷糊，也更离不开酒了。以至后来她不吃饭，只要有一个鸡爪，她就可以喝一餐酒，甚至没有菜，她也要喝酒。酒，成了她生命的维系。喝酒醉了，常常从床上、火铺上摔下来，身上不是这里肿一块，就是那里紫一团，几次病危。我姐姐、妹妹放心不下，常常请假从东莞回来照料她，我也坚持每月回去看望她一次。交通很不方便，好在长海校长、县教育局办公室田德让主任、地税局办公室吴希核主任、高速公路协调指挥部杨慎学等兄弟给了我很多帮助，经常派车让我回家看望母亲，才不至于我对母亲留下太多的遗憾。对于这些兄弟，至今我还不知怎样感谢他们。

母亲是在2007年3月23日（二月初五）那天走的。凌晨4:30，堂嫂打来电话告诉我母亲病危，这次可能要走了。得到希核的支持，由武局长开车送我和妻儿回到了母亲的身边。一路上，母亲知心的堂嫂、我的银凤舅妈，我父母最疼爱的侄孙小青，我的姨娘，一直照料我母亲头天才回到茶坪的姐姐、姐夫沿路搭上了这趟车，可能是母亲的恩德，很顺畅，都与我的母亲见上了最后一面。我们是11:30到达的，母亲呼吸已经很困难了，我上火铺去抱住她，她坚持了大约30分钟，姨娘看她嘴唇干裂，倒了一杯温开水，加了一滴苕酒，我姐姐喂了她两口，她就落气了。她盼着亲人，也盼着酒，到齐了，她才心甘。

回想起来，由于父亲做裁缝，经常不在家，我与母亲相处的时间最长，受她的影响也最大。她对我是严厉的，也是慈爱的。每年的寒暑假，她给我规定的任务是，每天砍三挑柴。不完成，她是要责骂的。同时又规定，每挑不准超过80斤。我想，我三姊妹都长这么高，除了遗传因素，恐怕也与母亲的这项规定有一定的关系。

那时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山林都是集体的。我的童年和少年伙伴砍柴都是结伴而去，结伴而回，往往免不了要比赛。比什么呢？就比看谁挑得多，看谁的柴捆得好（必须不能加捆下端）且不“落崽”（途中不掉柴），看谁的扁担闪得好，等等，也算是苦中作乐了。由于滥砍，大部分山林成了刺篷，我们就攀爬枞树、杉木砍枝桠，就比谁爬得快。砍枞树枝桠最刺激，从上砍下的枝桠都压在最下面的那一枝桠上，到了最后一枝，就紧紧抱住树干，轻轻一刀，轰然一声，所有枝桠以排山倒海之势飞驰而下，场面壮观，树干也随之剧烈的摇晃，很过瘾。母亲见状，觉得不安全，常劝我不要上树。但我认为，不上树，钻刺篷砍柴，很难完成每天三挑柴的任务，还是坚持，母亲无法，只是反复交待要注意安全。

生产队时代我一直在读书，不能纳入劳动力计工分，所以，我只会一样农活：砍柴。什么把牛、割草之类的农活，统统不会。把牛从来没做过，割草几次，不会拢草，割了一大片，只得几把草，捆起的草挑到家只剩绳子和扦担。我就自己安慰自己，也是自己嘲讽自己：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纯粹的“柴汉佬”！在凉伞读高中，大部分时间就是砍瓦柴，书没读几页，十足的“柴汉佬”！

舅妈银凤是母亲娘家的堂嫂，她们是姑嫂关系，但很亲密。临终之际，看到舅妈银凤来送她，她很欣慰。其实，母亲最值得我敬佩的是她与我两位姑妈的关系处理得特别的好，让我倍感两位姑爷、两位姑妈带给我的温暖。每次去她们家做客，姑爷姑妈都对我疼爱有加，关怀备至。

我的两位姑妈，一个嫁在贵州天柱县的八国，一个嫁在贵州三穗县的盘美。都不远，步行去近的一个小时，远的两个小时。她们去的家庭解放时都被打成地主。我很奇怪，两位姑爷都是木匠，大姑爷还是较高级的木匠，能当总师傅指挥造房。他们都很勤劳，都能吃苦，生活也很节俭，丝毫没有花花公子的味道，都是老实憨厚的农民。但被打成地主后就惨了，常常被批斗，还要被寨上的人欺侮，两位姑妈都受不了，经常回娘家来倾诉以得到安慰。无论姑爷、姑妈哪个来，母亲总是热情招待，有鸡杀鸡，有鸭杀鸭，无鸡无鸭无腊肉的时候就炒黄豆招待他们。我也盼望他们来，他们一来，可以得到他们的夸奖，还可以改善生活，这就是亲情。两位姑爷也爱酒，也特别能喝，我母亲毫不吝啬，总是倾其所有。分田分山到户后，木材匮乏的姑爷要改造房子，我父亲决定送他们杉木，我母亲大力支持。姑爷姑妈讨人来搬木头，锯板子，母亲也总是不厌其烦地热情招待他们，煮大锅的饭，炒大锅的菜，而且脸上总是真诚的笑容。这种姑嫂关系实在珍贵，我的母亲真的很豁达。

在我13岁那年，父亲在三穗县桐林胆洞做裁缝时得了高热病。接回家中，持续高烧40度，急坏了祖母，迷信的她好几次晚上杀鸡送“鬼”祈求平安。我则在二伯承谟、满叔承铃、堂兄先进、先政的陪同下先后几次跑夜路到贵纪、平亚、绞寿请来当地有名气的民间医生为我父亲治病，终不见效。父亲开始给我母亲交代后事。情急之下，送到凳寨卫生院，在彭宏医生的医治下，终于转危为安，康复出院。照料父亲住院期间，母亲就是家中的顶梁柱，十多里山路，她是两头黑，两头跑，因为家中还有3个未成年的我三姊妹和患有严重哮喘病的祖母。两头，她都放心不下。

父亲长年在外，猪圈年久失修，父亲病重时，有一个单独的猪圈垮了。在母亲的叹惜中，我一个13岁的少年从做木匠的堂叔那里借来工具，用三天时间，没有任何帮手，建成了一个新猪圈。堂叔很惊奇，母亲也很欣慰、很自豪。两个姑妈也很高兴，做木匠的两个姑爷更是称赞不已。加上无论是哪个姑爷、姑妈受到欺侮，父亲都要去打抱不平，他的口才很好，往往讲得对方无言以对，以后对我们家的人逐渐客气起来。也就是我13岁修成猪圈那年，我去天柱八国二姑妈家拜年，碰上了龙久杰先生，辈份与我老表是同辈，他要我喊他“表哥”。他是中央民族学院毕业的，留在中央民院附中教书。这次春节回家，看到我比较文静，与一般孩子有点不同，又听说我肯动脑筋，能吃苦，13岁修成猪圈，他也很高兴，就送了一个红色塑料作包装的笔记本给我作纪念，勉励我好好读书。后来他从北京调回天柱，在天柱师范教书。前几年我们与天柱民族高中联谊，老家在贵拜（与我老家相距八里路）的汪永成先生任天柱民高副校长，我向他打听龙久杰先生，他说他瘫了，但具体住在哪条街不是很清楚。未能见到龙久杰先生，我有些惆怅。

我从内心里敬佩我的母亲，所以，在她去世的时候，我写下这样的挽联寄托着我的哀思：

一代慈母驾鹤去，两行悲泪腾云飞；

在生不言半句苦，辞世何谓万事空；

耕田织布百般技艺今朝皆撒手，

养儿育女万载恩情来日频回头。

今天我写下这些文字，也可算是一次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