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扶贫情

悠悠扶贫情

新晃一中  杨先智

      2017年3月，新晃一中被列为脱贫攻坚帮扶后援单位，行政、处室人员作为帮扶责任人对口帮扶晃州镇凉水井村。这个村由原来的兴隆镇崇仁寨、鹅公、半溪3个村合并而成。凉水井村共有464户1894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16户，涉及人口399人。按照工作安排，笔者负责帮扶半溪组姚沅肥、姚志刚、姚敦寿、姚伦建四户人家，涉及人口16人。帮扶至今3年整，见闻不少，感受颇多。

半溪侗寨

农村面貌深刻变化

       通过政府投入，凉水井村变化最大的是住房条件的改善。改善方式有两种：易地搬迁与危房改造。易地搬迁又分为两种形式：就近搬迁和集中安置。凉水井村共有4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易地搬迁，其中30户就近搬迁，15户集中安置在大东坪村和柏树林村，政府给予每人3万元的补助。危房改造未能获得相关资料，因此不详。

位于晃州镇大东坪村龙漕洼的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

       贫困户的住房由木房变成了砖房，虽然侗寨民居特色逐步消失，但免除了火灾的后顾之忧，逐步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当然，有些生活习惯是改变不了的，这些贫困户乔迁砖房新居后，大部分搭建了偏厦，安装了火铺：生火做饭，围炉取暖，款待来客，喝酒聊天，这是一种挥之难去的乡愁。

笔者在姚敦寿新居后屋火铺上与其交流

       政府还投入资金进行进组入户的道路硬化工程，这给村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尽管30华里且坡陡弯急，但半溪组的村民们骑着摩托到县城采购物品来回只需一个小时，在此前步行需6小时。农网改造之后村民使用锯木机、打米机、切菜(猪饲料)机等机械时，其它家用电器不再熄火。

夜幕降临路灯下坡陡弯急的秦占坡，半溪村民来往县城的必经之地

       2017年在凉水井村开展帮扶工作时，经常遇到手机信号不畅的问题，2018年，政府加大了基站的建设力度，现在打电话、发微信，无论何时何地，均畅通无阻。2019年，政府又为贫困户免费配送电视接收器，收视频道、画面、音质大为提升。

姚敦寿受赠政府配送的电视接收器

       总之，脱贫攻坚战，加快了乡村农民融入现代生活的步伐，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的生活条件，提升了贫困户的生活水平，这是不容置疑的。

精神世界深受洗礼

   作为教育界人士参与扶贫是力不从心的，一是没有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手中掌握的政策项目、资金等资源，很难从根本上长远地帮助贫困户。二是不懂农业科技，亦不能有效地指导贫困户提高生产效益。能做到的仅是协助政府将扶贫政策宣传到位，力求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同时协助政府核实各项扶贫资金是否如数及时到位，从这个意义上看，这确实是一项政治任务。

   基于上述角色限制，帮扶也就打了折扣，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走访。走访过程中，得知贫困户中有人生病住院，买点慰问品前去看望，由此便产生了一定的感情，从中感受到了农民生活的不易，更感受到了他们的豁达大度，深怀感恩的品质与面对人生的坚强。

   姚沅肥家建档立卡4人，夫妇俩年近七旬，他本人在年轻时帮工腿部摔伤致残。两个儿子在海南打工。大儿子的妻子及子女定居在大湾罗，二儿子尚未婚配。这种家庭格局，决定了姚沅肥夫妇俩的勤劳。每次去走访，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天热地冻，他俩都在田间耕种或上山牧牛砍柴。每次核实奖补资金时，他都表示感谢国家的奖补政策，同时也表示：没有奖补，也同样要攒劲做，不做就成了别人的拖累。所以，他家种植、养殖都搞得不错，一头母猪、一头母牛，让他一家生活无忧。但2019年的非洲猪瘟，差不多猪都死光了，他家自然难逃厄运。没了年猪过年，2020年春节又碰到新冠疫情，大儿子一家也来团聚，虽然生活还能坚持，但大不如往年。制订2020年产业规划时，姚沅肥一声长叹：猪崽这么贵，怎么养得起？年猪是要养一个的，看看情况再说吧。

   笔者与姚沅肥夫妇畅谈2020年产业规划

姚伦建家庭是因他女儿姚益佳患脑瘤被列入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自他女儿2岁时患脑瘤后，他与妻子杨梅就再也无法外出打工了，他在周边做点零工找些收入，妻子在家照料卧病的女儿、幼小的儿子。但每次去走访，发现杨梅安顿女儿睡着后，都要上山劳作，不是打理菜园，就是上山砍柴，从不停歇。别看她身躯之孱弱，却让人感觉到她意志之坚强。2018年2月，患病5年七岁的长女辞世后，她进入县人民医院食堂打工，顺便每天早晚接送儿子到兴隆完全小学读书，日子开始一天天的好起来。

2018年2月3日，笔者前往姚伦建家慰问

   最令人惊叹的是半溪组的姚流芳，她是杨永旭校长的帮扶户，丈夫英年早逝，儿子前年转业后在县城打工，从事运输工作。每次搭乘校长车去半溪走访时，都要随校长去她家中坐一坐，聊一聊。发现体弱多病、经常住院的姚流芳居然把住房的里里外外收拾得非常的干净。即便是百病缠身，她的内心依旧无比强大，依旧坚守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建档立卡时，姚志刚的妻子郭秀珍身体不适长年不能劳作，两个女儿在读书。一个人找四个人的生活费，在海南打工的他只好控烟控酒，尽可能多地把挣到的铜板寄回家。2017年出嫁的长女虽然在洞坪一家医院找到了一份护理工作，但工资偏低。姚志刚还得继续在海南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好在他家获得易地搬迁资格和相应补助，新居落成，他对美好生活更充满了信心。

   感动于这些，2017年3月第一次走访后，回校逢人便说，想不到新惠复印店的老板蒲红晃、王修林夫妇听者有意，铭记在心，5月4日走访时，他们随我到了半溪，对我帮扶的四户贫困户每户资助100元，对患脑瘤的姚益佳资助600元，对体弱多病的姚流芳资助600元。杨永旭校长随我看望姚益佳时，资助了她200元。姚益佳辞世时，我前去慰问，随礼金200元，谨表悼唁之情。

蒲红晃、王修林夫妇看望并资助姚流芳

   我有发电子日记（朋友圈）的习惯，新晃一中2007届毕业生、杭州文具电子商务公司董事长韩学军得知我参与了扶贫工作，也主动奉献爱心、回报家乡，委托我将她的慈善物品送达给家乡的父老乡亲。2017年冬天，不仅仅凉水井村的每个贫困村民都收到了她赠送的一双棉质拖鞋，而且兴隆完全小学、凳寨完全小学、凉伞中心小学、扶罗中学的每一个学生都得到了她赠送的文具和图书。

求真务实永无止境

       2020年4月，教书生涯39年的我到龄退休。校长和扶贫工作队队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将脱贫攻坚工作坚持到底，见证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参与帮扶工作3年整，与4户贫困家庭逐步有了走亲戚的感觉，一时放下，心里还有些不舍，但仔细思量之后，还是按政策规定将工作移交了。吴继润老师接手了姚伦建家庭，杨凌云老师接手了姚沅肥家庭，吴丽蓉老师接手了姚志刚、姚敦寿家庭（这两户均为易地搬迁户）。

姚敦寿家庭、姚志刚家庭易地搬迁新居毗邻

       割舍的主要原因在推进脱贫攻坚进行工作部署时措词对人的心理煎熬。“后果自负”、“问题追责”是常用警示用语。特别是迎接各级检查、评估时，上级反复交待：“只通报，不沟通，不解释”。但是，《扶贫手册》的填写、签名、捺手印，很多时候是在贫困户家里堂屋火铺甚至是在田间地头进行的，操作时难免出错，发现后及时修改，有的检查人员就此揪住不放，称：“这是工作不认真”。

笔者在姚沅肥家火铺门口与其核实收入情况

      相关部门印制的《扶贫手册》本身存在设计上有欠规范、不完善的地方，比如年终纯收入、人均纯收入、农机购置、计生奖励、就业扶贫等没有设计对应栏目，但要求填写，填在哪里不追究就不是问题，碰到一些机械的检查人员就成了问题。有的产业奖补项目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扶贫手册》没有设计栏目，或者栏目与财政拨付资金项目名称不一致，如耕地保单、稻谷补贴、禁伐商林等等，碰到这些情况，真不知填在哪里才不会出错。2017年，扶贫工作要求将贫困户家中种植的蔬菜、红薯、玉米之类的农产品精确计算产值，但农村里很大部分是用来养猪的饲料，动态式的采摘与挖掘，是不可能计量和记录的，填写时只能大概估计。如遇一些刻板检查人员拷问，贫困户回答不一致，也就成了问题。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2019年迎省检，相关部门及相关领导一方面要求不能告知村民上面来检查且临户检查时帮扶责任人不准拢边，一方面下达命令要求全体帮扶责任人早上七点半前赶到村部待命，整整折腾了一个星期。这种自相矛盾、威权的奇葩思维带来的负面效应实在难以言喻，值得反思和今后改进。

      每次信息采集，发下来的纸质表格大部分是一式三份，且要求填写贫困户的银行卡号、家庭成员身份证号、明白人手机号码，这些数字很长，特别是银行卡号无规律可循，生怕抄错被追责。其实，在这信息化时代，贫困户基本信息已录入建档立卡工作平台，除了手机号码偶有变化外，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在系统里是固定的，是否有必要反复抄写值得商榷。虽然沒遭遇过问题通报，但在此过程中，心理煎熬却是切实的。

       再就是要求帮扶责任人帮助贫困户关注、注册、下载诸如“建档立卡"“社会扶贫”“就业扶贫"等类APP，但没一种充分发挥作用，没让贫困户感受到便利与充分受益。相反，要求滥了，极易引发厌烦乃至抵触情绪。

       至今令人遗憾的是，2017年4月，当年联系凉水井村扶贫工作的县级领导田瑞炎召集该村村支两委干部、扶贫工作队成员在原半溪村村部举行座谈会。会上，我提出，凉水井村不妨与新晃一中食堂对接，这是一个3000人的市场需求。对凉水井村村民持续走上脱贫致富之路，而一中师生能常年吃上安全无公害的原生态农产品，且距离不远，运输成本不高，是一个双赢的项目。当时田瑞炎同志表示充分肯定，希望迅速落实。但三年时间过去了，由于村支两委没有精力主抓这项工作，也缺乏这方面能组织、善经营的人才，那次座谈会上的倡议也就成了纸上谈兵。

       在扶贫工作中，有一种观点令人纳闷，就是把扶贫工作与服务大众民生的业务工作对立起来。其实，把服务大众的民生业务工作做好了，才能更好消解一些非贫困户的不满情绪，脱贫攻坚工作才具有更为和谐良好的群众基础。而且，服务大众民生的业务工作，是一项触及根本、普惠大众、奠基长远的常态工程。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切不可将它们对立起来。

       在2017年的一次大排查中，我发现了半溪组姚敦科家庭非常特殊，其父姚茂爵是抗美援朝老兵，每月有1000元的财政补助，但年高多病，药费不少。姚敦科长年在海南打工，找了一个海南老婆，生育了三个男孩(第一胎双胞胎，有不同程度的弱智)，他老婆在老晃城租房陪孩子读书，周五骑摩托带着三个孩子回半溪家中为公爹洗刷衣物并伺弄菜园，周日下午返回老晃城出租屋。可怜86岁高龄的老父亲五天时间摸索着(患有白内障等多种疾病)自己弄饭吃。

时年86岁高龄的抗美援朝老兵姚茂爵

      情况上报后，经各方评议和逐级审核，才将该家庭建档立卡列入贫困户，但不到一年，老人便去世了。好在该家庭被列入易地搬迁户安置在柏树林村。我随帮扶责任人吴继润老师到过他家的新居，比较宽敞，收拾得好住着是很舒适的。但待姚敦科年迈体衰，要用柴火作燃料，自己种植蔬菜，而距离半溪的山林田土有30华里，这日子可能有些难过。这引起了我的思索，如果不一刀切搞中心小学寄宿制撤并村小，会耗用一个劳动力去陪读吗？老人因无人照料生活会这么凄然吗？村里因不再有朗朗读书声而了无生机吗？这三个问号似乎与脱贫攻坚无关，却是令人忧思的社会问题、民生问题。

                           2020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