劲松新解水浒系列之三十七：站在黄泥冈看大宋体制之殇
2013年09月16日 00:00:00 访问量：1794次
任何体制之下都有贪官，有强盗；有良民，有刁民；有被体制踢出来的人，有削尖脑袋挤进体制里去的人。
历史上，一个良性运转的体制，当然也有贪官，不过贪官大底还知道收敛，不会竭泽而渔，懂得给百姓留条活路，懂得可持续搜括百姓的道理，以便细水长贪，子子孙孙源源不断地贪下去，这贪官贪得有水平，贪得目光远大，贪得遍地欢呼万岁。当然也有强盗，不过强盗大底只窝在老少边穷地方，不敢来天子脚下有组织打劫，官军不怕强盗，敢打强盗，百姓不怕官军，怕强盗，百姓向着官军，不向着强盗，强盗只能星星点点，不能星火燎原。
一个恶性运转的体制，必然无官不贪，贪官根本不知道收敛，就会竭泽而渔，不懂得给百姓留条活路，不懂得可持续搜括百姓的道理，贪一把算一把，只顾一时贪得快活不顾子孙遭报应，这贪官贪得没水平，贪得鼠目寸光，贪得遍地干柴烈火。必然强盗如蚁，强盗从老少边穷地方出发，公然进军到在天子脚下武装大游行，强盗不怕官军，官军怕强盗，百姓不怕强盗，怕官军，百姓向着强盗，不向着官军，强盗势必星火燎原，不会停留在星星点点的初级阶段。
一个良性运转的体制，当然也有刁民，不过邪不压正，良民不会过于畏惧刁民，不会畏之如虎，避之如蛇，刁民尚知收敛，尚知国有国法，不致横行街头，肆无忌惮。
一个恶性运转的体制，刁民过得跟贪官一样爽，因为正不压邪，良民特别畏惧刁民，畏之如虎，避之如蛇，刁民根本不知收敛，不知国有国法，竟至于横行街头，肆无忌惮。
一个良性运转的体制，必然讲究新陈代谢，讲究吐故纳新，想尽办法把符合体制的社会精英吸引到体制里来，把体制里的害群之马踢出体制去，个人服从体制的需要，体制大于个人。
一个恶性运转的体制，必然代谢紊乱，功能失常，害群之马盘踞体制顶端，倒要把那忠于体制的社会精英踢出体制去，个人凌驾于体制之上，体制服从服务于个人。
《水浒》智取生辰纲的前前后后，关系到贪官两人，蔡京和梁中书；关系到强盗八人，晁盖为首的强盗组织；关系到大宋治下良民若干；关系到主动放走盗伙的吏员三名，宋江、雷横、朱仝；关系到一心想留在体制内的社会精英一人，青面兽杨志；关系到东京街头刁民一人，泼皮牛二。我们从跟生辰纲大有关联的人物着手，来考察支配大宋王朝的体制到底在良性运转还是在恶性运转。这些人里面，牛二跟生辰纲没有直接联系，但没有牛二，就没有杨志被发配大名府，就没有机会押送生辰纲，故而也对牛二一并进行考察。
蔡京年年有生日，梁中书年年要送生辰纲，小小大名府年年十万贯，蔡京梁中书竭泽而渔了，大名府百姓膏竭髓枯了。蔡京不止一个女婿，他有许多或干或湿的儿子女儿，还有许多门生故吏、鹰犬爪牙，各地梁中书要争着放卫星，各府各州都得上贡十万贯。大宋朝不止一个蔡京，跟蔡京相当的有六大贼，六大贼年年都有生日，各府各州都得贡献生辰纲。大宋的官吏不得不竭泽而渔了，大宋的百姓膏竭髓枯了。贪官们朝不虑夕，百姓们朝不保夕，贪官们似乎知道来日无多，正进行着最后的疯狂，百姓们盼着强盗下“及时雨”，盼望强盗替天行道，现有体制岌岌可危。
劫取生辰纲惊天大案告破，晁盖一伙从从容容逃走，宋江、雷横、朱仝争着向强盗邀功买好，争着放走强盗，体制内的吏员争着吃里扒外。宋江、雷横、朱仝等人一只脚站在体制里，一只脚站在体制的对立面，他们一颗红心，两种打算，随时准备反水，随时准备上山。这说明体制内最底层的受益者对现行体制已经绝望，纷纷为自己寻找退路。白日鼠白胜是黄泥岗打劫生辰纲的要犯，吴用居然使用金帛从大牢里救了他出去，济州知府不闻不问，梁中书不理不睬，蔡京放任不管，这说明现有体制的运行完全由金钱支配，强盗有金钱，强盗也可以利用金钱操纵体制。那些杀官造反的，一个个上山快活，那些身背命案的绿林好汉，一个个平平安安的上了梁山，现行体制像筛子一样漏洞百出，像破屋一样墙倒众人力推。
在晁盖造反以前，朱武、周通、王伦已经揭竿而起，这第一批造反者卑劣庸琐，鼠目寸光，成不了气候，地方官府“居然正眼不敢瞧他们”，中央政府无暇“正眼瞧他们”，这说明现有体制鼓励造反。智取生辰纲案告破，晁盖一伙上山，这伙人义气十足，有勇有谋，号召力向心力十足，大宋造反事业从此翻开了新篇章，官军不再是强盗对手，这说明现有体制在反体制的威胁面前已经无还手之力，只能听之任之。“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惮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这说明官府失尽人心。“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这说明强盗对人心有诱惑力。官军怕强盗，强盗敢打官军，百姓不向着官军，向着强盗，现有体制人心尽丧。
东京朝廷蔡京等利用体制之威横行官场，东京街头泼皮牛二利用体制的不作为横行民间。牛二不比高衙内，有高俅这样的好干爹，不比梁中书，有蔡京这样的好岳父，他要什么没什么，只有烂命一条。“没毛大虫牛二专在街头撒泼、行凶、撞闹，连为几头官司，开封府也治他不下。”开封府怎地治他不下？抓了牛二，没任何油水可捞，没好处的事情开封府懒得作为，放任他侵掠良民，良民要来告状，对不起，先交银子，再为百姓除害，以此天子脚下满城良民见那厮来都躲了。杨志是良民，一时气怒之下杀了牛二，这时开封府倒来积极作为了，积极作为之下当即没收了杨志的宝刀。倒不是说开封府不该管杨志杀人，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现有体制之下，良民特别畏惧刁民，畏之如虎，避之如蛇，刁民充分利用体制，肆无忌惮，横行不法。一个体制，只能庇护刁民，不能庇护良民，这样的体制，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
青面兽杨志，论家世，赫赫扬扬，三代将门之子，五侯杨令公之孙；论武艺，那是一等一，曾与林冲、鲁智深打个难解难分；论志向，只想在体制内往上爬，“搏个封妻荫子”，这种人能成为现有体制的死忠力量；论奴性，那也是一等一，甘愿做权贵一条狗，叫押运花石纲就押运花石纲，叫押运生辰纲就押运生辰纲。杨志既是好人才，又是好奴才，是体制可以重用的精英人物，应该想方设法把他留在体制里，应该让这种人成为体制的中间力量。然而，皇帝高俅辈爱的是花石纲，不是精英人才；蔡京梁中书辈爱的是十万贯，不是精英人才。现有体制不容杨志，把他赶到了强盗一方，这说明大宋体制已经失去了造血能力，失去了新陈代谢的能力，盘踞顶层的害群之马千方百计要把体制内的精英人物踢出体制去。这一条最要命，支撑现有体制大厦的最后一块木板被抽空。
任何体制之下都有贪官，有强盗；有良民，有刁民；有被体制踢出来的人，有削尖脑袋挤进体制里去的人。就如每个人都有发生肿瘤的可能性，只是有良性恶性之分，良性肿瘤可以咔擦切除，恶性肿瘤只要癌细胞不扩散，医药及时尚可不危及生命。于晁盖一伙在黄泥冈打劫生辰纲一案，我们可以了然，大宋体制的五脏六腑已经全被癌细胞侵占，它正在向着穷途末路运行。所不可预知的是，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究竟是强盗造反，还是外敌入侵。如此而已。
历史上，一个良性运转的体制，当然也有贪官，不过贪官大底还知道收敛，不会竭泽而渔，懂得给百姓留条活路，懂得可持续搜括百姓的道理，以便细水长贪，子子孙孙源源不断地贪下去，这贪官贪得有水平，贪得目光远大，贪得遍地欢呼万岁。当然也有强盗，不过强盗大底只窝在老少边穷地方，不敢来天子脚下有组织打劫，官军不怕强盗，敢打强盗，百姓不怕官军，怕强盗，百姓向着官军，不向着强盗，强盗只能星星点点，不能星火燎原。
一个恶性运转的体制，必然无官不贪，贪官根本不知道收敛，就会竭泽而渔，不懂得给百姓留条活路，不懂得可持续搜括百姓的道理，贪一把算一把，只顾一时贪得快活不顾子孙遭报应，这贪官贪得没水平，贪得鼠目寸光，贪得遍地干柴烈火。必然强盗如蚁，强盗从老少边穷地方出发，公然进军到在天子脚下武装大游行，强盗不怕官军，官军怕强盗，百姓不怕强盗，怕官军，百姓向着强盗，不向着官军，强盗势必星火燎原，不会停留在星星点点的初级阶段。
一个良性运转的体制，当然也有刁民，不过邪不压正，良民不会过于畏惧刁民，不会畏之如虎，避之如蛇，刁民尚知收敛，尚知国有国法，不致横行街头，肆无忌惮。
一个恶性运转的体制，刁民过得跟贪官一样爽，因为正不压邪，良民特别畏惧刁民，畏之如虎，避之如蛇，刁民根本不知收敛，不知国有国法，竟至于横行街头，肆无忌惮。
一个良性运转的体制，必然讲究新陈代谢，讲究吐故纳新，想尽办法把符合体制的社会精英吸引到体制里来，把体制里的害群之马踢出体制去，个人服从体制的需要，体制大于个人。
一个恶性运转的体制，必然代谢紊乱，功能失常，害群之马盘踞体制顶端，倒要把那忠于体制的社会精英踢出体制去，个人凌驾于体制之上，体制服从服务于个人。
《水浒》智取生辰纲的前前后后，关系到贪官两人，蔡京和梁中书；关系到强盗八人，晁盖为首的强盗组织；关系到大宋治下良民若干；关系到主动放走盗伙的吏员三名，宋江、雷横、朱仝；关系到一心想留在体制内的社会精英一人，青面兽杨志；关系到东京街头刁民一人，泼皮牛二。我们从跟生辰纲大有关联的人物着手，来考察支配大宋王朝的体制到底在良性运转还是在恶性运转。这些人里面，牛二跟生辰纲没有直接联系，但没有牛二，就没有杨志被发配大名府，就没有机会押送生辰纲，故而也对牛二一并进行考察。
蔡京年年有生日，梁中书年年要送生辰纲，小小大名府年年十万贯，蔡京梁中书竭泽而渔了，大名府百姓膏竭髓枯了。蔡京不止一个女婿，他有许多或干或湿的儿子女儿，还有许多门生故吏、鹰犬爪牙，各地梁中书要争着放卫星，各府各州都得上贡十万贯。大宋朝不止一个蔡京，跟蔡京相当的有六大贼，六大贼年年都有生日，各府各州都得贡献生辰纲。大宋的官吏不得不竭泽而渔了，大宋的百姓膏竭髓枯了。贪官们朝不虑夕，百姓们朝不保夕，贪官们似乎知道来日无多，正进行着最后的疯狂，百姓们盼着强盗下“及时雨”，盼望强盗替天行道，现有体制岌岌可危。
劫取生辰纲惊天大案告破，晁盖一伙从从容容逃走，宋江、雷横、朱仝争着向强盗邀功买好，争着放走强盗，体制内的吏员争着吃里扒外。宋江、雷横、朱仝等人一只脚站在体制里，一只脚站在体制的对立面，他们一颗红心，两种打算，随时准备反水，随时准备上山。这说明体制内最底层的受益者对现行体制已经绝望，纷纷为自己寻找退路。白日鼠白胜是黄泥岗打劫生辰纲的要犯，吴用居然使用金帛从大牢里救了他出去，济州知府不闻不问，梁中书不理不睬，蔡京放任不管，这说明现有体制的运行完全由金钱支配，强盗有金钱，强盗也可以利用金钱操纵体制。那些杀官造反的，一个个上山快活，那些身背命案的绿林好汉，一个个平平安安的上了梁山，现行体制像筛子一样漏洞百出，像破屋一样墙倒众人力推。
在晁盖造反以前，朱武、周通、王伦已经揭竿而起，这第一批造反者卑劣庸琐，鼠目寸光，成不了气候，地方官府“居然正眼不敢瞧他们”，中央政府无暇“正眼瞧他们”，这说明现有体制鼓励造反。智取生辰纲案告破，晁盖一伙上山，这伙人义气十足，有勇有谋，号召力向心力十足，大宋造反事业从此翻开了新篇章，官军不再是强盗对手，这说明现有体制在反体制的威胁面前已经无还手之力，只能听之任之。“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惮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这说明官府失尽人心。“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这说明强盗对人心有诱惑力。官军怕强盗，强盗敢打官军，百姓不向着官军，向着强盗，现有体制人心尽丧。
东京朝廷蔡京等利用体制之威横行官场，东京街头泼皮牛二利用体制的不作为横行民间。牛二不比高衙内，有高俅这样的好干爹，不比梁中书，有蔡京这样的好岳父，他要什么没什么，只有烂命一条。“没毛大虫牛二专在街头撒泼、行凶、撞闹，连为几头官司，开封府也治他不下。”开封府怎地治他不下？抓了牛二，没任何油水可捞，没好处的事情开封府懒得作为，放任他侵掠良民，良民要来告状，对不起，先交银子，再为百姓除害，以此天子脚下满城良民见那厮来都躲了。杨志是良民，一时气怒之下杀了牛二，这时开封府倒来积极作为了，积极作为之下当即没收了杨志的宝刀。倒不是说开封府不该管杨志杀人，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现有体制之下，良民特别畏惧刁民，畏之如虎，避之如蛇，刁民充分利用体制，肆无忌惮，横行不法。一个体制，只能庇护刁民，不能庇护良民，这样的体制，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
青面兽杨志，论家世，赫赫扬扬，三代将门之子，五侯杨令公之孙；论武艺，那是一等一，曾与林冲、鲁智深打个难解难分；论志向，只想在体制内往上爬，“搏个封妻荫子”，这种人能成为现有体制的死忠力量；论奴性，那也是一等一，甘愿做权贵一条狗，叫押运花石纲就押运花石纲，叫押运生辰纲就押运生辰纲。杨志既是好人才，又是好奴才，是体制可以重用的精英人物，应该想方设法把他留在体制里，应该让这种人成为体制的中间力量。然而，皇帝高俅辈爱的是花石纲，不是精英人才；蔡京梁中书辈爱的是十万贯，不是精英人才。现有体制不容杨志，把他赶到了强盗一方，这说明大宋体制已经失去了造血能力，失去了新陈代谢的能力，盘踞顶层的害群之马千方百计要把体制内的精英人物踢出体制去。这一条最要命，支撑现有体制大厦的最后一块木板被抽空。
任何体制之下都有贪官，有强盗；有良民，有刁民；有被体制踢出来的人，有削尖脑袋挤进体制里去的人。就如每个人都有发生肿瘤的可能性，只是有良性恶性之分，良性肿瘤可以咔擦切除，恶性肿瘤只要癌细胞不扩散，医药及时尚可不危及生命。于晁盖一伙在黄泥冈打劫生辰纲一案，我们可以了然，大宋体制的五脏六腑已经全被癌细胞侵占，它正在向着穷途末路运行。所不可预知的是，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究竟是强盗造反，还是外敌入侵。如此而已。
编辑：裘愉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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