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坎坷但很坚强的父亲

父亲辞世早了点，享凡74岁，但却创造了一个生命奇迹。他在2008年12月12日脑出血，住院治疗半个月后，强烈要求出院。到了2009年6月1日第二次脑出血，接他住院，神经科的护士长告诉我，这种病一般第二次发病基本没有治疗意义了。但我仍坚持要求住院治疗。半月后，老人家又强烈要求出院并固执地要求送回老家。出院时，状况不是很好，吃饭、喝水都困难。回家后，每天坚持早晨起来散步，逐步地好转起来，竟可以吃下一大碗饭了。想不到，到了2010年2月10日（腊月二十七）晚上第三次脑出血，腊月二十九晚上12:29，父亲与世长辞。

父亲一生甚是坎坷。他生下来才一个月，长年在外读书的祖父给他起了名字就投笔从戎了。据说祖父有一定文化，就让他担任了师部参谋，营职军官。从军不久，抗战爆发，祖父写信来告之他与山西一资本家之千金结婚，并寄来相片，祖母闻讯悲凉至极，曾祖父则恨之入骨，写信去把他臭骂了一顿。从此，祖父再也不来信了，不知是他害怕曾祖父的威严，还是因为战争夺去了生命，反正，从此音信杳无。我父亲有两个姐姐，就这样，祖母犁耙功夫一手操持，往往是肩扛犁耙，一头是猪菜，一头是柴火，一直熬到两个姑妈出嫁，父亲成家，祖母才熬出了头。所以，父亲对我的祖父非常痛恨，及至我母亲2007年先他而去时，父亲坚决反对给我的祖父烧包，很多人劝他都没用。我母亲去世了，他比较孤独，来县城住一段时间却不习惯，因为县城的人不会打“点点红”（跑胡子的另一种类型），不好玩。当然，我陪他太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很愧疚。

其实，我们父子俩在一起的时候，天南地北，古往今来，无话不谈。或我回家，或他来县城，往往要聊到深夜。可惜，他在第二次脑出血之后就不能说话了。从此，他很痛苦。住院期间，我叫在东莞打工的妹妹来照料他。我的妹妹比较乖巧，看他嘴动，就知道他说什么，那一段时光父亲很开心。我就不行，父子交流要靠纸和笔，这有诸多不便，所以他看到我就不高兴，经常发火。回家后，我在东莞打工的姐姐来照料他。姐姐比我好些，但不如妹妹，父亲比较寂寞，就打电话和在凉伞的姨叔聊天，姨叔不在场，姨娘接听，听不懂，只好不停地应“嗯、嗯……”气得父亲把话筒都甩了。事后了解到，他是问：你们打谷子了吗？收成怎样？谷粒壮不？得不到交流，很气，也很伤感。父亲第三次发病时，他无法向我留下临终遗嘱，遗憾地、痛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父亲的痛苦还不止于此，他一生爱干净，看见不卫生的东西他吃不下饭。但是，他第二次发病后养病期间，去寨邻中送贺礼，吃饭时，看他流出的口水，都怕和他坐一桌，逃也似地离开。我想，当时他的内心深处是何等的悲凉。

父亲在脑出血之前的口才很好，也特别能聊。在我与他神聊的时候，往往忘记了时间，是我最幸福的时候，也是他最幸福的时候。与他神聊中，我知道他一生最得意的时光是他在50年代初期被湖南省人民政府评为晃县唯一扫盲有功的“优秀群师”，在《新湖南报》上还登过他的名字，在省会接受表彰时能坐上飞机盘旋看了一遍长沙城。最遗憾的是，他当信贷助理员时由于工作出色深受四区（凉伞）银行行长（父亲这么称呼这位南下干部）的赏识，在调任外地一个县的县委书记之前，想带我父亲作为他的秘书，6次到我家里征求我祖母的意见，但祖母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实在舍不得儿子走远了，坚决反对，这事只好作罢。直到晚年，父亲一直在婉惜：“ 你婆（祖母）太可怜了，我的心也太软了，那位领导也太讲究尊重人了，不然，跟着他出去，在他的培养下，说不定我也会成为县委书记的”。那个时候他才十六岁。

父亲之所以被评为“优秀群师”，除了他的口才外，字也写得好。他从省里得到的奖品是：一支金笔，一个笔记本，一枚铜质奖章。那支金笔我在初中时用过，确实好写，只是胆破后我就不知把这支笔放到哪里去了。笔记本，在我出生之前他就写满了，我不能用。在初级社、高级社时，他当会计，记录了不少数据和会议精神，说来惭愧，他的会议记录比我认真写的字潇洒得多。要知道，他只读过三年的私塾啊！联想到给我们学校图书馆题名“博雅楼”的吴仁宝老书记也只读过三年私塾，但他的字颇见功力。读过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人知道先生是从私塾启蒙的。经历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杨振宁、李政道等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同样有着私塾启蒙的经历。所以，我也在反思我们的启蒙教育。私塾的戒尺冷酷了点，但它那种一对一的教学方式，逐笔过关、逐字过关、逐人过关、逐日过关的教学方法，却为人的一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班级授课制，表面上看节省了师资，提高了效益，但学生当中的南郭先生多了，实际效益却是最低的。

父亲从省里载誉而归后，上面要他去教书，但他却表示不想干这一行。于是他的人生之路从此更加坎坷。他学过医、打过铁，考过新疆八一纺织厂，不是半途而废，就是机会被别人剥夺。毕竟，我们的家庭在解放时被划定为富裕中农，祖父尽管下落不明，但当过国民党军官，国民党时期，属于免税家庭。在那样的政治生态环境里，父亲的人生要想坦荡是不可能的，不被揪上台去接受批斗就算不错了。最终他只能以裁缝的手艺谋生。

所以，我在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第一次统一命题时参加了高考，在全县1000余名文科考生中，幸运地属于5名被录取的考生之一。录取的档次不高：黔阳师专。亲人们都来祝贺，父亲的反应却很平淡，只是说：“要当老师，我早当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委托我的堂叔做了一个箱子，他自己用白棒布为我做了一个枕套，上面绣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字。上学那天，从老家走到凉伞，二十四华里，要途径一个人烟稀少的名叫塘艾湾的地方，距家有十多里，据说经常有人抢劫，他执意要送我，送过塘艾湾后我劝他回去，他答应了，望着他转身远去虚弱的身影，我想起了朱自清先生的名篇《背影》，不禁沧然涕下。当时，他是大病刚愈啊!

正因为我父子俩感情很深，也很谈得来，所以，他晚年的每次发病在我身上都有强烈的感应。他第二次脑出血时，正在凉伞姨叔家里，当天上午我托来新晃赶场的姨叔带去四袋父亲喜欢吃的奶粉，中午我在办公室沙发上休息睡着了，梦中看见父亲与姨叔、姨娘等人打麻将，桌布揉成一团、麻将东一粒西一颗的。怪怪的。醒来后不到5分钟，堂侄从凉伞打来电话说：“三公又发病了”。第三次发作的当天，我等候从东莞打工回来的妹夫坐我们学校的车一起回老家去，那天是腊月二十七，我坐在火桶里给2010届全体老师逐一发出“革命快要成功，感谢同志努力；冲刺三、四、五月，创造10奇迹；凭君艺术智慧，担当舍你其谁”，落款为“新晃一中2010届决胜高考前进指挥所作战参谋杨××”的短信，发完后，胸口一阵剧痛，开始我还以为是我的身体出了问题，过了10多分钟却没事了，这时我意识到父亲的危险。果然，到了晚上11点钟，堂兄打来电话，说“三爹又翻病了”。第二天一大早，等不及妹夫，我冒着冰雪赶到家里，他老人家已经瘫在床上，大小便失禁。我为他换洗衣裤和床单忙得团团转。坚持了两天两晚，他老人家无言地走了。我心想，他老人家是体谅我，前两次脑出血，自己还能够大小便，第三次瘫了，却匆匆走了。

第二天，是大年三十，我守着父亲的灵柩写了第一幅挽联：

万家团圆欢呼夜，一人独卧寂寞宫。

为他老人家安碑的时候，我确定了这样的碑联：

自小失父爱七旬奋斗方有果，除夕圆大寂一生坎坷了无痕。

以此，缅怀我亲爱的父亲。

2013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