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龙希圣
龙燕怡 龙民怡 龙权光
光阴如驶，父亲龙公希圣（曾用名龙潭）离开我们整整30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一直萦回脑际。我们兄妹早就想写一点纪念文字来寄托追思，却没遇到合适的机会。这次荷蒙新晃县政协文史委的同志前来约稿，正好“两全其美”，遂倏然命笔。
父亲在
父亲自幼聪颖，勤奋好学，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名校省立衡山师范就读，深受当时名流——校长彭一湖（解放初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导师艾青（著名诗人）的器重，毕业后推荐至湖南一师教导处工作，继而又从业于耒阳与邵阳民众教育馆。此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安化县梅樟中心学校当过教员和校长；并以“名师”的身价被特聘为省立三师、省立十师和安化大中中学的国文教员；还担任过安化县师资训练班的教育股长。1951年初由部队（解放军47军140师政治部）转业到地方后，一直在晃县初级中学——新晃一中任副校长，长达27年之久。到1979年春调芷江师范、同年7月5日病逝为止，都在教育岗位上鞠躬尽瘁、奉献终身。
父亲一生敬业，为人正直诚朴，清廉自守，留下了良好的业绩和口碑。其往事并不如烟，犹历历在目。现将我们所知道的星星点点，择要回忆如下，聊代心香。
追求进步
由于严格的家庭教育，父亲从小就受到良好薰陶，从少年时代起就自觉地发愤上进；青年时代更是经常阅读进步书刊。在衡山师范上学时，特意选择艾青（中共地下党员）为导师，并积极靠拢爱国民主人士校长彭一湖先生，以得到他们的关心和指教。在旧社会那党派纷争、社情复杂的漫长岁月里，他除了在湖南一师工作时集体加入三青团外，再没有参加过其他党派。
在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秋天的失业期间，他则踊跃地投身于安化县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大众学会”，在熊邵安、喻哲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一起做迎接解放的工作。在此期间，艾青曾寄来旅费要他去延安，他欣然与好友凌志谦（十师教员）、姚协中（原安化县长）三人结伴同行。不料刚到长沙，他便因接到母亲突发重病的加急电报怏怏而返，竟留下终身遗憾！
1949年秋，安化县城首次解放时（先后解放两次），父亲被推选为县知识界的代表在庆祝大会上发言。随后，便带领一批进步青年前往长沙投考中南军政大学和湖南革大。父亲当即被“军大”录取，结业后分配至47军140师政治部先任文化教员（正排级），后任宣传干事随军到湘西剿匪。
1951年初，因家庭有特殊困难，被批准转入地方工作。
父亲转业到晃县初级中学任副校长后（当时的校长由县长兼），还被选为县首届政协常委、县首届人代会主席团成员及首任县教育工会主席，深受党和政府的关怀和重用。他从此更加积极进取，多次申请入党，虽因“出身问题”未能遂愿，也从不懈怠。即使在1959年被“拔白旗”下放天雷山林场进行“思想改造”时，仍能刻苦自律，奋发图强。至于“文革”中被怀疑是国民党员，蒙冤受屈，多次惨遭批斗和严刑拷打，也只独自暗暗地承受，绝不向家里的人诉苦和埋怨。他那时的一句口头禅是：“相信群众相信党，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
虔诚敬业
父亲异常敬业，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恪尽职守。尤其是对他钟爱一生的教育工作，更兢兢业业，勤勉有加。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那时他实际上主持全面校务工作，特别是搞基建修校舍，父亲深感责任重大，怕出事故，经常亲临现场进行监督，每每废寝忘食。在我们的记忆中，他好像没有节假日的概念，也少有顾家，除了回来吃饭（经常不按时），基本上都守在办公室或工地上，每每工作到深宵。有些年，竟然在校长办公室内搭个小铺，就在那里过夜。
我们的母亲傅再生，本来具有中学文化（女子高等职业学校毕业），解放初期承蒙县领导关照，要给她安排工作。但父亲考虑到自己是一校之长，新来乍到，担子很重，为了减少后顾之忧，就劝母亲辞谢了，以便全力操持家务，让他心无旁骛、全力以赴地当好校长。所以，晃县初级中学能成为当时全区的名校之一，与他的全心全意精勤治理是分不开的。
父亲从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起，就是个颇有声望的国文教员，不少中学和师范都争相聘请。如省立三师、省立十师和安化大中中学等，他都去任过教，并广受欢迎。
到晃中后，尽管校务繁忙，他每学期都自告奋勇，要亲自兼任一两个班的语文课，而且是教高年级或毕业班，说这样才能更好地管理业务。
他既精通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也相当娴熟，又长于语法。讲起课来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声情并茂，有时还助以手势，非常生动活泼，让听众感到津津有味，经久难忘。有的校友，至今回忆起来还赞叹不已，禁不住要翘大拇指呢！
毕生好学
父亲由于出身书香人家，自幼便养成了求知好学的良好习惯。那时祖上留传下来的藏书很多，尤其是文史类的，他更为珍爱，常常手不释卷。及至长大从教，愈加嗜书如命，只要见到合适的就想掏钱购买，有时竟连家里的基本生活费也要动用。这可让母亲感到为难，不得不节衣缩食来玉成其愿。
到晃县后，因工作特别繁忙，白天无暇看书，他便挪至深宵，往往从午夜十一、二点开始，至少要倚枕卧阅一两个钟头才睡，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不懈。
父亲把平时最喜爱的七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和《鲁迅全集》以及《辞源》与《康熙字典》都摆放床头，经常翻阅。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抄家焚书时，他见大难将临，只得忍痛割爱，主动把满房书籍担到体育场去烧，仅仅留下一套受公开保护的《鲁迅全集》。那些心爱的书被无奈送走之后，他连续几天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乃至悄悄老泪长流！
父亲博闻强记，治学格外严谨，唯实而不唯他。每一个问题，或者是每一个生僻字词，他都要刨根究底弄个明白，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这种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不少人大为敬佩，但也有个别人嘲笑他是“老古董”，亦可见其学问之深！
父亲爱好写作，尤其长于学术论文。但他特别谨小慎微，虽有独到见解却不轻易投稿，（他的信条是“艺不惊人不挑帘”。）只偶尔选寄给他所景仰的大家，如郭沫若、王瑶、谭丕模、郭预衡等请教。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他陆续将《试论二丑艺术》和《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两篇文章及后者的重写稿寄呈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著名老作家叶圣陶先生求教并祈斧正，叶老曾三度亲自回信，且热情用毛笔仔细修改，并予以鼓励：“此文自有所见。”“觉通篇畅顺，可称完整。于少数处所略有改动，皆属语气承贯之范围。未曾注明何以须改，足下高明，必能度之。足下工作繁重，犹能致力于文事，良为敬佩。”
父亲还给我们讲过一段往事：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他在衡山师范（已迁至新宁）求学时，著名诗人艾青任国文教员，他奉为导师。先生有晨起散步赋诗的习惯，约父亲每天清早到卧室邀他，两人一同到郊外去。常常是先生在前面缓步行走，父亲拿个小本子跟在后头，以便随时记录。艾青先生的不少佳作，就是这样在郊原陌上吟成的。
他俩师生关系密切，情谊深厚。1948年，艾青得知父亲失了业，特意从延安寄来旅费要他前往。虽因故未去成，但此后一直都有联系，断断续续地通着信，到1955年才停止。由于这种特殊关系，父亲险些儿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还有一桩憾事：艾青先生当年赠送给父亲的一些珍贵照片（如早年留学法国以及在金华与新宁拍摄的）、油画和两本早期诗集——《向太阳》、《火把》，以及好几封亲笔信，都在文化大革命中遗失了！
父亲除了酷爱古典文学，还擅长音律，会好几种乐器，更拉得一手好京胡。上世纪五十年代，他曾应邀上台为来晃演出的京剧名演员张文珠等伴过奏（拉京二胡）哩！只是好景不长，此后就再也没有这种逸兴了。
父亲还喜欢写点格律诗词，可惜手稿早已毁掉，只留下了临终前在病榻上所吟的“蚕吐素丝蜂酿蜜，园丁血汗育新人”之绝唱！
爱才荐贤
父亲特别爱惜人才，甘当伯乐。学生中凡有出类拔萃者，他都十分关爱，尽力扶植。
上世纪五十年代，他曾多次地从优秀的侗族学生中选送佼佼者去北京、武汉、长沙、贵阳等有关高等院校深造，如著名的侗族大歌专家杨宗福，当年就是经他推荐去贵阳艺校的。还有他早期颇为赏识的初十八、十九班和二十、二十一班的高材生曾宝忠、游延龄、申美君、张成训、刘梦蓉、尹湘硚、姚源瑞、申洪中、李玉莲、张有松等，后来都成了有名的记者、专家或教授。
他对前来拜访问学的人，不论相识与否，一概热情接待，而且有求必应。特别是老学生杨寿全、吴培生、郭长生等人，经常来请教或探讨一些文史方面的问题，他都不厌其烦地一一解答；若有不同看法，则与之平等和悦地商榷。长者风范，蔼然存焉！
解放初期，父亲还特意给省文化局的负责人写信，恳切推荐家乡安化县的汉戏名老艺人姚玉山，认为这是个怀有绝技、不可多得的好演员，诚望惠予扶助。由此，足见他的爱才之心是何等广阔！
谆谆教子
父亲的家规很严，教育子女的方法也颇有特色。因为历史的局限和境遇的变迁，这里主要以他早年教育长子燕怡为例。
对燕怡的早期教育，全家长辈都非常重视，从一两岁开始，就给他启蒙。最初由母亲教背唐诗绝句和唱一些悦耳的童歌与乐曲（如《静夜思》、《渔光曲》、《梅花三弄》等）；接着由祖父讲授《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声律启蒙》，并督促练习写字（先描红后临贴）；有时还请舅父教点图画。不满五岁便由父亲带往小学就读。从七岁起，父亲便辅导其阅读冰心的《寄小读者》、巴金的《家》以及《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今古奇观》，并教以查字典的方法。等到进高小时，已经囫囵吞枣阅读了不少古今中外的名著。这时父亲的要求更高了，除圈定背诵大量唐诗宋词和一些优秀新诗外，还要尽量地多背古典名著中的诗词歌赋，甚至连某些中外小说和戏剧名著如《子夜》、《复活》、《雷雨》、《仲夏夜之梦》中的开头和结尾都得背，更别说《鲁迅选集》和《古文观止》中的名篇了。至于文义是否都能弄懂，却不怎么讲究，只要大致理解就行。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自然会融会贯通的！”这种强记硬背的传统方法，倒也帮了燕怡的大忙，使他能够广贮语汇，并逐渐潜移默化，乃至后来行文走笔时能信手拈来，似有神助。而今年逾七旬的燕怡，竟还能基本上依次背出梁山好汉中的“三十六天罡”的姓名、连同他们的绰号来！至于以前，当然一百零八将全都背得滚瓜烂熟。
1956年高考前夕，燕怡因病缀学回家。在疗养的两年多时间里，父亲让他晚上在校长办公室内房一起歇宿，好督促其功课。规定在临睡前要背诵两首诗词或一篇散文，要是背不好，则务必在第二天清早到校园里的松林中或荷花池上的湖心亭去朗读，当晚一定得补背出来。他对燕怡总的背诵要求是：300首古典诗词、300首中外新诗和50篇古今散文。后来，燕怡还主动给自己加码：300首民间歌谣、300条谚语。
此外，他还要燕怡每周交一篇作文：散文不少于1500字，诗词新旧体不论。
也多亏父亲这样严格地要求，致使燕怡有了扎实的文学功底，终于在文艺创作中取得优异成绩。
父亲对子女在品行上的要求也特别严格。
他说“古人讲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交友一定要慎重，为人一定要正派。”读小学和上中学时，凡和我们来往较多的人，他都要问个仔细。除了在家里和校园内玩耍，一般不许我们到公共场所去，更不许逛街。
生活上提倡节俭，并处处以身作则。进餐时，凡是掉到桌子上的饭菜，谁掉的就要谁捡起来吃，并自己带头。他常讲：“须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还说：“肉食者鄙。”衣服，则“大的穿过小的穿”；“笑破不笑补”嘛！他和母亲，都很少做新衣服。至于零花钱，在我们的记忆中，似毫无印象！
父亲相当重视劳动。他有时见家里缺水，就抽空自己到河边去担，往返约一公里。在燕怡患肺病疗养期间，也给布置任务，要挖土种菜，说“适当搞点劳动，对身体有好处”。1957年，民怡初中刚毕业，就把他送到城郊日光大队的“青年突击队”去锻炼。权光1965年本可转正当小学老师的，父亲也要她“暂时放弃工作，带头第一个报名下小洪溪去”当知青，好几年后才得以返城。
父亲还教导我们“一专多能”，除了搞好学习，还要有些业余爱好，这样生活才充实。他特别强调体育锻炼，说：“没有一个好身体，什么事都做不成！”燕怡从晃中开始就打得一手好排球，后来成为沅陵一中、新晃代表队和黔阳专区代表队的主力。民怡则喜欢拉琴，常常给业余演出伴奏。
1958年冬，燕怡赴安江参加黔阳专区东风剧团搞创作时，他嘱咐的三句话是：“勤勤恳恳工作；扎扎实实治学；正正经经做人。”这是一份难得的人生厚礼，燕怡牢牢把它作为终身座右铭。民怡和权光，也深受启迪。
清白一生
父亲这一辈子，不但历史清白，教务清廉，平时亦从未做过损人利己的亏心事，真可谓坦坦荡荡、清白一生！
他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大有君子之风。既不追求物质享受，又不贪小利占便宜，始终洁身自好，安贫若素。
他一直勤勤俭俭、茹苦含辛，以一个人的工资供养着全家五口，却毫无怨尤。
他节衣缩食，每日粗茶淡饭平平而过。不爱逛商店，也不进茶楼酒肆。唯一的嗜好是用小烟斗抽点廉价的叶子烟，有时则去买几本喜欢的书来看。
他没有置过什么家产，连住房都是租的。到晃县后共迁徙过七次，住的多半是旧木板房。家具也是借用或租来的。
他好像也没有进过银行，因为手头实在拮据得很，无钱可存。
1979年7月，父亲在芷江师范病逝，处理完后事，母亲便迁居怀化。搬家时，只有一套旧铺盖、一对木箱子（里面放着书）、一个小茶柜和一个旅行包（内装衣服）。当时送行与围观的师生员工中，不知谁竟脱口而叹：“这样一个有名望的老教师，想不到家境这么寒酸！”的确如此，他辞世后既无存款，也无遗产，就这样清清白白、干干净净地洒脱而去……
父亲对子女的就业问题也想得开，看得淡。他既不愿求人，自己又无能为力，只好“让他们自己去闯，一切都听其自然”。当真，我们三兄妹的工作，全都是自己找的呢！
对于子女的婚姻，他也非常豁达。虽仔细过问，但并不干预，充分体现了家庭的民主。
父亲性格温和，经常是满面春风，一脸的笑。对人总彬彬有礼，竭诚相待。又富有同情心，见到别人有困难，能帮到忙的，总是尽力相助。更加难得的是，数十年来，我们从未见他与别人吵过架。真的是“谦谦君子，海样情怀”！
父亲志存高远，本想成名成家，但受历史条件的局限，虽经论满腹，却抱负难展。他有生以来，最大的城市只到过长沙，平时的足迹也未出过湖南，真可谓“老死三湘（山乡）”了！本来也有几次外出观光或旅差京沪等地的机会，但他却借口“工作脱不开身”而让给了同事。
父亲原打算退休之后再到几个向往已久的地方去好好旅游一下，以偿夙愿。孰料天不假年，刚登“耳顺”之期就告别了人间而驾鹤西去，遂留下终身遗憾。岂不惜哉！痛哉！
我们的父亲勤谨一生，坎坷半世。除了饱历沧桑，命运之神根本没有让他享受过美好人生，甚至连那企望中的一点“晚福”也被可恶的病魔剥夺了。我们做子女的，既无法身代，亦难于报答。每思及此，不禁抱憾殊深，五内如焚！
下面这首题为《心香》的七言绝句，乃是我们兄妹三人的共同心意、一炷高香，伏乞长眠于芷江景星山上的父亲泉下之灵惠于笑纳，从而得到些许慰藉：
鸿恩难报愧心田，
诚恐诚惶数十年。
幸有家风堪告慰，
先尊严训尚绵延！
【龙燕怡：怀化市艺术馆退休副研究馆员
龙民怡：新晃兴隆中学退休教师
龙权光：新晃汞矿工会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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