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黄先生对捐款前的描述
4月2日我回到新晃为岳父母扫墓,4日下午,约两点来钟,我事毕,便打电话给新晃一中校长杨永旭:“我明天要返回长沙,半小时后,你带上党支部书记,纪检人员,主管会计,填上一张二十万元的捐赠款收条到县建设银行来,办理转款手续。我先转二十万元捐款给学校。余款年底捐完。”杨校长没想到我办事这么干脆利索,马上放下工作,带领一干人到银行办理捐款转账。
之二:黄先生捐款后的感慨
感恩,割不断的情怀
九岁那年,父母亲因工作需要,由湖南平江金矿调动到湘西大山的晃县汞(水银)矿,我就读于离家十里的县城首小完全学校(现一完)。1957年我考入新晃中学(现一中),从那时起我便融入到了新晃少数民族同学之中,吃住学习一块。不久,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席卷全国,对新中国建设投入满腔热血的、时任汞矿财务科长的父亲被打成右派,我家晴天霹雳,满天阴霾。随后父母被遣送下放原藉农村,我只身一人在新晃一中就读,竟然挣扎过来了。
1960年初中考高中,学校竟然不顾当时成分论,将我这本不可升学的学霸留录于本校高中,这是我一生不幸中的特大幸!除了让我能继续学习外,还让我这个举目无亲无所依靠的十五六岁的人能将城市户口保留在学校中。在随后的三年苦日子里,我有了一份城市居民口粮,不会被饿死。现在忆起来真是大幸特幸,我由衷的感恩母校对我的外人不知的救命之恩!高中三年生活环境异常艰苦,原两个班的学生被迫自然减员,最后高三毕业时只有二十多人。在那种恶劣的政治、生活环境中,所有老师都在坚持教好书,这奠定了我的人生知识基础,确立了我的爱国世界观。
高中毕业时学校不可抗拒地以阶级斗争为由,在我的升学鉴定表上写上“此生不可录取升造”,让我这位全省学习成绩佼佼者落榜,进入社会求生存,去经受日后风雨的锤炼。最终我一直以学校语文老师教的李白诗词章句“天生我才必有用”自励,从一个社会最底层的脚夫,挑水工、挑砂石工、灰浆工、泥瓦工一步步走出来了,直到今日略有小成。
二十余年前我与夫人到云南旅游,被安排过缅甸边界朝拜一寺庙,我在大玉佛前跪拜,默默许下重愿:“倘若今后我能有所成就,一定敬奉百万元与大佛。”此誓我一直牢记不忘,期待有朝一日还愿。现我年过七十,常想了结此愿,不成为一个失信的人。一日忽然醒悟,愿一定要还,佛不缺钱,不要锦上添花,我何若不将此钱捐赠母校奖学助教,代佛行财布施与法布施呢,并表示我之诚信守诺,佛会同意的,支持我的。我即联络上母校现任校长,将此捐赠想法告知。校长没想到六十年前的异地老校友还有这种对母校割不断的情怀,感到诧异,后惊喜。我告诉他:“我在新晃上学、工作了五十多年,虽然受尽了人间磨难,但她养育了我,结情太深了,尤其是在母校读书六年,情意深深。虽然我现在回到故乡,她却总难让我忘怀,我一直关注着她的变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