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有一则旧闻——《湖南两所省示范性高中暑期违规补课被停牌一年》(2012年8月21曰湖南教育政务网),鸿篇大论里有句话让人动容:“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攸县一中、衡阳市一中两所省示范性高中被查违规补课后,省教育厅厅长王柯敏在通报上的签字显得沉重而坚定。
王厅长签字时显得沉重而坚定,网文作者悬揣得合情合理。“沉重”指王厅长的心情,王厅长要“禁补”,各地学校要“进补”,即便以厅长之尊发布了禁补公开信,奈何补课热潮依旧如火如荼,王厅长开心得起来吗?他的心情应该“沉重”,也必须万分“沉重”。“坚定”指王厅长的态度和决心——“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依我看,王厅长的“坚定”只有在签字时做得到,签完字后恐怕既不能“坚”也不能“定”,即使把国务院总理国家主席搬来,把玉皇大帝如来佛祖各路门神灶神山神土地神全搬来,也做不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学校才不补课。
王厅长必须沉重到几时呢?
“禁补”的理由很崇高很沉重。三百六十五天把学生圈在课业里,那是当猪来圈养。学生失去了自由,失去了个性,失去了对学习的真正兴趣,失去了追求真知和真理的欲望,扼杀了对世界对未来对未知的好奇心,扼杀了创新的原动力。高中成了学生的炼狱,学生充满了疲惫感厌恶感,充满了焦虑感恐惧感,视书本为仇敌,视学习为折磨,视知识为恶魔。这样的心理,这样的学生,上了大学就想着还债,还以前欠他的玩债。于是中国人就出现了怪现象,把本该玩的时光用来拼命学习,而到了应该拼命学习的时候却拼了命玩。学生代表我们民族的未来,培养出这样的学生是在糟蹋我们的未来。
所以必须禁补,这个理由崇高而沉重。
但是我们来看看王厅长“沉重而坚定”地推行“史上最严禁补令”的效果如何。
笔者在2012年暑假特意走访了长沙湘潭娄底怀化等地,并重点调查了娄底市新化县十一所高中假期补课情况。
调查结果如下:
新化县十一所高中没有哪个高三老师不补课,没有哪个高三班级不补课。
县城三所高中不敢在校内补课,就在校外租赁场地,三五天换一个地方。学校不牵头组织,由各班班主任牵头,补课费由班主任承包收取,付给任课老师一百块钱一节课,剩余的全归班主任。一个暑假下来,任课老师的收入几千到一二万不等,班主任收入三五万不等。
九所农村高中由于天高皇帝远,非上面重点督查对象,明目张胆堂而皇之在校内由学校统一组织补课。
新化县百分之九十的学生参加了补课。
新化县教育局,新化县政府知道各高中积极补课的事实,也跟各校校长大会小会强调了禁补令,并在上级派人下来调查时赶紧通知各个学校暂停补课,以避风声,过后再补则不闻不问。
本人就近了解了冷水江、涟源、娄底、安化、溆浦等县,调查结果差不多都是这种情况,并都采取了学生家长签字自愿要求补课的形式。
长沙等地补课的隐蔽性更高,一般采取任课教师分散经营,学生自愿付费的方式。大多数学生“自愿”到任课老师处补课,缴纳三五千元不等,辛苦一点的教师,一个暑假赚十来万不在话下。
调查结果触目惊心,最严禁补令之下,有禁难行,有令不止。或者不理不睬依旧成建制校内补课,或者改头换面打“运动战”“游击战”“麻雀战”,上梁正了下梁还是照样歪。
笔者又调查走访了部分风口浪尖上的市县教育局领导、高中学校校长、高三教师、高三学生家长以及高三学生。
市县教育局领导表示,高考压力太大,各级层层下达升学指标,衡量各地教育教学质量的唯一标准就是高考升学率,从第一名排到最后一名,排到后面去压力山大。国家招生计划只下到省里,然后由各县市展开白热化厮杀,如果招生计划下到市县,我们也可以真正抓教育而不是只抓教学,完全可以把周末还给学生。反过来说,如果招生计划不分配到各省,所有考生在全国范围内竞争,那省教育厅也做不到超然,对“禁补令”也会阳奉阴违,因为他们也要搏命似地在中国教育生态的丛林里杀开一条血路。
湖南某市主管全市教育的副市长在2012年全市教育工作总结会上旗帜鲜明地说:“我市年年高考排位倒数,近两年有了长足进步,补课功不可没。我们本来就教育落后,趁其他县市补课遮遮掩掩不敢尽全力之际,我们全力以赴补课,终于效果显著。我们不坚决补课,拿什么和人家竞争?我们提倡有效率的补课。”说完来了个曲终奏雅:“以上的话我不承认说过,你们要把这话传出去的话,我是抵死不认的。”
校长们另有说法。“最不喜欢补课的是我们校长,为什么?因为每次东窗事发,受处分的第一责任人就是校长,假期补课,校长每天战战兢兢。不过,我们的教育奉行的还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高考成绩好了,好的生源就有了,良性就能循环了。每所县市一中,每年不考几个清华北大,尖子生就会跑光,社会上的唾沫星子就会把它掩埋掉。每所农村高中,每年不考一定数量的本科和重点本科,这所学校就会面临垮掉的危机,最终连“渣子生集中营”的地位都保不住,农村高中不拼命补课,那连一线生机都没有。”
我采访了很多奋战在补课一线的老师,其中新化一中一位三十多岁语文老师的话令我感受最深。“我教书十五年,到现在的职称是中学二级,每月工资卡上扣掉杂七杂八的费用,剩下不到一千二百块钱,给孩子买奶粉都不够,不补点课补贴家用,叫我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去?我们这里高中老师收入不如初中老师,初中老师不如小学老师。小学老师带几个小朋友辅导做家庭作业,额外收入就能达到每月五六千。”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大城市的老师最不愿意成建制补课,最欢迎“禁补令”。他们可以搞单干,每月收入“噌噌”往上蹿,依靠补课买价值不菲的小车,住好地段房子。小县城特别是农村高中老师期待成建制补课,因为毕竟经济不发达地方肯花大价钱单独请家教的少。
老师们牺牲休息时间辛辛苦苦给学生补课,为提高教学质量和为自己谋福利两者兼而有之。说崇高也崇高,说卑下也卑下,说可恨也的确可恨,说可怜也的确可怜。
家长们大部分拥护学校补课。学校不补课,他们自己要想方设法送孩子去补课,有希望考好大学的孩子,哪个家长敢让他们自由支配周末时间?越穷的家长越支持学校统一补课,他们没钱请私教。而且,许多学生是“裸生”,家长在几千里外的地方打工,周末不补课,谁来照管孩子?难道让孩子到处浪荡或进网吧或进游戏场所染上不良习惯?这些家长倒不在乎补课有没有学到知识,只求把自家孩子关起来有人管着就行。
不希望学校补课的家长,一是有钱人,请家教补课效果更好,二是钱不多但有闲,自家孩子不争气考不上好大学的家长,他们认为补课也是白补,周末放家里自己可以照看。
置身其中的莘莘学子怎么看呢?这里又分两种情况。努力想考好大学的学生铁心支持补课,他们不愿意“自由”,或者说考上了好大学之后再追求不读书的“自由”。成绩不好反正考不上好大学的学生叫苦连天,深受其害,坚决反对补课。不过无论补课还是不补课,本应最有发言权的学生并没有权利决定“禁补”还是“进补”。他们的意见在家长和老师看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以上调查走访的结论是:“禁补令”下达之后,补课现象基本上没得到遏制,反而变得五花八门千奇百怪;补课的费用比以前不降反升,补课的成本因为要和上级督查人员斗智斗勇升高不少;各县市领导明里支持“禁补”暗里为“进补”提供保护伞;每一个高三老师都在补课,绝大多数学生都在补课;广大学生并没有走出补课的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的教育依然是怪胎一个。
如果认真去督查,抓到一个查处一个,屡教不改就坚决开除出教育队伍,那恐怕绝大多数教师要被开除,我们的教育厅长心情会更加沉重,因为他到哪里去招募这一大批教师并保证他们不再补课呢?
君不见攸县一中、衡阳市一中两所省示范性高中被查违规补课,对两所学校的处理只不过停牌一年,一年之后示范性高中的牌子十有八九还可以重新挂起来,两所学校的校长还是校长,两县市的教育局局长还是局长,违禁的成本实在微不足道。就这样,网友们还愤愤不平地跟帖说,这两所学校运气实在太差,居然被查了出来。不过,即使违禁的成本大又如何?贪官们不怕坐牢,不怕砍头,奋不顾身要伸手去贪,老师、校长和各级教育领导为了教育事业的千秋大计,冒点风险又如何?
“史上最严禁补令”免不了成为史上最好笑的一本正经的笑话。就像外科医生治箭伤,把中箭者露在外头的箭杆截断,对于深陷肉里头的箭镞却两手一摊:我是外科医生,只负责治身体外部。何况,督查禁补令的有关各方,连这位外科医生都未必比得上,分明成了箭垛子,朋朋簇簇的触目惊心,却只剪去了运气欠佳的一二枝箭杆(攸县一中、衡阳市一中),其余的不管不顾,还要大言不惭美其名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如果教师们的工资比得上财政局税务局电信公司等单位的职工,还有那么多人那么大兴趣去补这个课吗?
如果现行的高考制度变了,变得跟现在根本不同了,学生再怎么补课,再怎么早起晚睡,也对他们能否上好大学帮不上多大的忙,补课失去了市场,还需要下禁补令吗?
如果整个社会评价一所学校办学成功与否,不把升学率当成唯一的标志,学校还用得着违规补课吗?
如果绝大多数家长意识到中国式成龙成凤成才的观念只是误自家子弟,逼自己孩子补课只是把孩子往火坑里推,那补课之风能成燎原之势吗?
如果教育真正成为教育而不是有教无育,老师真正是在教育而不是仅仅在教书,学生不仅仅满足于向书本学习更重要的是要向生活学习,学生成其为学生,老师成其为老师,校长成其为校长,教育成其为教育,教育机制里的人成其为人,天怒人怨伤天害理断绝学生活力断送民族未来的补课还能成为过去现在未来进行时?
“禁补令”本就是腐败土壤里长出的畸形之树开出的荒唐之花结出的变态之果。教育厅厅长有责任着眼大处着眼未来忧国忧民,于是要“沉重而坚定”地禁止补课;每一所学校却要维持自己的生存发展,每一个老师要挣钱养家过日子要图教书教得好的荣誉,每一个家长要自己孩子考上好大学有光明前途,每一个学生希望考一个好大学找一份好工作,舍高考之外无它途,舍补课之外无它法,所以他们锲而不舍要补课。
“进补”和“禁补”之间的矛盾,其本质是小我与大我,现实与理想,利益与人性之间的冲突。
有那一干躺着说风凉话不腰痛的专家们说:现有机制的不合理不能成为补课的合理借口,大家都不补课,不就很好很公平吗?问题是总有人追求不公平,最后大家都补课,形成了另一种恶性的“公平”。
看来王柯敏厅长还要继续沉重下去,很难守得云开见月明。
天长地久有时尽,补课绵绵无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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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华
不知从何时开始,享受假期生活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变成了一件“奢侈品”,假期除了要完成大量的作业之外,还有似乎永远也补不完的课。如果用一句戏言来形容这些孩子的假期,那就是“不是在补课,就是在去补课的路上”。
近年来,教育部门多次发文对中小学教师在校内外进行有偿补课划了红线,教育部还在2015年印发了《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将中小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联合进行有偿补课和在职中小学教师参加校外培训机构组织的有偿补课等行为列入明令禁止的范围。
然而,禁令实施的效果却不甚理想,有偿补课现象仍然层出不穷,甚至还玩起了“变装”、“换马甲”的把戏。在这个暑期,有许多中学生告别了传统的线下补课,纷纷转投在线补课的怀抱。换了马甲的补课新样态“网络补课”正搭乘互联网技术的快车,绕开这道“禁补令”钻进各地中小学的暑期生活。
有偿补课为何屡禁不止?甚至连国家的明确规定也戒不了有偿补课的“瘾”?
所谓“存在即合理”,没有一种社会现象是凭空出现的,无论是好是坏,背后都有其生存的土壤,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某些社会问题。有偿补课也是一样,别看舆论喊打,但在不少学生和家长那里,它是刚性需求。
在长期的应试教育环境之下,各主要科目的考试成绩几乎是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尺。从各种评优、评三好,到升学考试,无一不是看考试成绩。所以,才会有“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这样的说法。
虽然国家一直在大力提倡和施行素质教育,也在不断探索高考、中考等升学考试的改革路径,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几十年沿袭下来的传统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完全改头换面。在升学考试当中,尤其是学生要竞争那些集中了优质教学资源的名校之时,几门主要学科的课业成绩、考试成绩仍然是最重要的砝码。
比如,目前很多高校都实行了自主招生政策,鼓励学生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提高综合素质。但实际上,一些“985”和“211”高校在自主招生时要求考生出具数学和物理等学科竞赛的成绩,分数仍然是学生的“命根”。
再来看看学校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我国各地中小学校班额普遍较大,“赶羊群”式的教学模式很难满足不同学生的发展需求,有的学生感觉“没吃饱”,有的学生感觉“消化不了”。有分数这根“指挥棒”存在,学生和家长自然对补课趋之若鹜,“没吃饱”的希望在课外“加餐”,“消化不了”的希望在课后进行补习巩固。
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老师真要是拒绝补课,有的学生和家长也未必答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禁补令”的落实难。不让在校内补,那就去校外培训机构补;不能在校外培训机构补,那就在网上补。真要是“网络补课”也禁了,估计学生家长就该涌到老师家里去了。
要让“禁补令”不再停留在纸面上,需要继续改革升学考试制度,建立多元的评价体系,不再用单一的分数来评价学生。在践行“多元评价”的过程中,需要制定更加严格、透明的机制,以防其变成少数人利益输送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