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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奏折看春秋

2012年12月25日 00:00:00 来源:本站原创 访问量:6070 作者:李劲松

——湖南最西部的新晃路在何方?

 

新晃一中语文教研组 李劲松

 

 

    近来看书,偶然看到一封清代嘉庆帝时,湖南巡抚、贵州巡抚为设置晃州直隶厅一事联合给皇帝上的一封揍摺(附后)。

    

     穷乡僻壤蛮夷百姓的小小需求,竟然惊动九重天子亲下圣旨,劳驾两省封疆大吏亲临勘察。 “悉心参酌,秉公熟商。”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于这封揍摺上,我们可以管窥清代的民族政策,其得失对于今天的施政者,大有可资借鉴之处。

 

    揍摺中所称晃州,即今之新晃侗族自治县。地图上的湖南省象一个人头图形,新晃就是一个小巧的鼻尖,三面楔入贵州境内。从地理上看,宜并入贵州;从历史沿革看,“仍旧贯而酌其中。”则应仍属湖南。

    到底是东属湖南芷江,还是西入贵州玉屏?对于当地人来说,也许是纪元大事,对于临御四万万子民,统属千余万平方公里土地的皇帝来说,这实在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事,何足以劳圣虑?按惯例直批三个字:知道了。我们也不能说他不负责任。心血来潮想体现圣明天子烛照天下,爱民如子,也不过随便写几个字:着地方官酌情处置。又或许干脆学明朝那些懒惰皇帝的做法:留中不发,让它静静躺在档案馆里蒙尘。我们也不能就此指责他怠政。嘉庆皇帝却先是亲自过问,亲自批示,继而严令两省巡抚实地会商,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最后还要亲自落实,审查处置结果,结果满意了,才给此事画了一个句号:依议,钦此。嘉庆如此小事化大,举轻若重,大费周章,不能不令我们问一个为什么。

   原来此事发生在敏感的时间,敏感的地点,事虽小,却牵涉到当时最敏感的政治神经,牵涉到清朝的基本国策——民族政策。

    先说地点的敏感。晃州地理位置独特,历来素有“湘黔通衢”、“滇黔咽喉”之称,当地人自豪地称他们的地理形势是“黔头楚尾夜郎根”。这里是从中国腹地进入大西南的门户。一旦战事起来,这里是战略要地,兵家必争。当年红军长征,从通道进入贵州,与晃县擦肩而过;贺龙的二六军团,正是从此进入贵州。二战时日本挺进到芷江,力尽而止,芷江机场距晃县不过几十里。

    尤其能够触碰到清王朝中央痛觉神经的是,这里是蛮族聚居区,汉族、苗族、土家族、侗族等各民族杂居,民风强悍,不服归化,与中央王朝的抗争屡扑屡起。以这一块区域为中心,从扇形散开去,湘西,贵州,云南,广西,可以辐射半壁江山,稍有不慎,几百万蛮夷骚动,足以让任何强势的统治者闻风胆颤。世代居住在此的苗民,其造反的历史,可追溯到黄帝战蚩尤的时候,此后历朝历代,苗民的反叛总能掀起血雨腥风。仅在清代,晃县周边地区令清朝大伤元气的苗民大起义就有三次。

    湘西地域,既是反叛的温床,也是土匪的渊薮。现在的剿匪电视剧,大多以湘西土匪为原型。«乌龙山剿匪记»里的土匪头目田大榜,原型姚大榜的胞衣地就在今新晃侗族自治县方家屯乡。抗美援朝时,晃县涌现了许多战斗英雄,也为新中国贡献了许多革命烈士,一查他们的家史,竟半土匪出身。湘西的一个雅号,即是土匪之乡。此地民风之强悍可见。面对此境此民,并不年轻的嘉庆皇帝,敢掉以轻心吗?

再说时间上的敏感。嘉庆批阅此奏折的时间是嘉庆二十二年,即1817年。乾隆六十年(1795)正月,贵州松桃,湖南永绥(今花垣)、凤凰、乾州(今吉首)等地苗族农民在白莲教反清宣传的影响下发动起义。各地苗、汉、土家族人民奋起响应,起义势力很快发展到黔东北、湘西及川东三省接壤的广大地区。清政府采用剿抚并用的措施,几易统帅,先后调集二十万重兵,糜银数百万辆,死伤无数,总算勉强平息了事态。

嘉庆接到晃州士民请求改变行政区划的呈文之时,距离平息苗民起义才二十几年,正是“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的时候,正是易动难安的时候,正是遍地干柴烈火的时候。此次苗民起义,晃州人有没有积极参与,史无明文,但以地域唇齿相依之势,百姓血脉相依之情,边民强悍血性之习推断,晃州人虽非中坚,却不一定不会置身事外。终嘉庆一生,都是在匪患、叛乱的压力下战战兢兢度过的,他不是太平天子。所以事关穷乡僻壤的一件奏折,不能不引起他的高度重视,以搏虎之力搏兔,以图消患于无形。

站在历史的角度公正地评价,清朝的民族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在享受着它的红利。周恩来曾说:“清朝以前,不管是汉、唐、宋、明各朝,都没有清朝那样统一。”有学者认为清代民族政策乃集历代封建王朝之大成而臻于极致。这固然有过誉之嫌,但比起以前各代,确实高明很多,所收到的成效也很明显。对于满蒙新疆西藏等地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扶绥政策,限于篇幅我们不做讨论。这里单就这一个例进行探讨。

清乾隆元年(1736)沅州升府,置芷江县,凉伞坪添驻通判一员。乾隆三年裁晃州驿设凉伞巡检司。此次嘉庆皇帝把晃州升格为直隶厅,直属湖南布政使司管辖。

直隶厅,清代地方行政单位之一,直属于省,其长官为同知或通判。设州置县之处设置直隶厅,是清朝在大量汉族移民进入边疆民族地区后创设的一种特殊的行政区划。其内部保留了原有的土司机构,具有行政双结构、民族构成多样性、户籍管理分类性、赋役征收的差异性和军事控管等特征。

晃州士民申请改隶贵州玉屏县,嘉庆帝顾忌此地地近苗疆,防范湖南蛮族与贵州苗民联合起来壮大声势,觉得一动不如一静,因而沿袭了固有的“分而治之”“众建而分其势”的政策,不同意把晃州改划到贵州,却又格外施恩,把原本没有行政县资格的晃州升格为直隶厅,一定程度上尊重并满足了当地士民的心理,最后的结果当然是皆大欢喜。

事实上,设置直隶厅是此时最好的处理方案,是当时聚居在此地各民族都能接受的方案,也是最没有后患的方案。它认可了蛮族地区半独立状态,在不触及历史形成的本土治理架构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管辖。直隶厅最主要的功能是军事功能,小小一个晃州,设有巡检一员,守备一员,把总一员,其中含义,可想而知。其次是教化功能,设置训导一员,约束士子。至于管民,主要针对汉族居民,苗族、侗族主要仍由当地头目管治。这样,既可以实现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管辖,又在如此复杂敏感地带,大体上实现了各民族和谐相处。最为重要的是,理解、尊重当地民族的心理,让当地人觉得天日照临,皇恩浩荡,从心底里拥护,增加了民族的向心力。这是一个极好的个例,起到了一个极佳的示范效应。此后,湘西及晃州周边贵州地区较少发生反叛或起义,或许与此有关。

清朝的民族政策,剿抚䅟杂使用,军事威慑与抚慰绥靖相结合,其运用之妙,与明代相比,不可以道理计。从这一个例看出,他用的是巧实力,军事威慑无处不在,却又隐而不显,抚绥政策分寸恰到好处,恩威并用时让人更多感受到的是恩。

    今天,我国的民族问题主要存在于北方,而南方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各民族和睦相处,水乳交融,没有出现北方民族地区或多或少存在的离心力。这不能不说是清朝成功的民族政策给我们留下的红利。民族融合、和睦相处的前提是经济上唇齿相依,政治上同气连枝,文化上认祖归宗,心理上向心同一。而一切前提的前提,就是实现心理层面的尊敬与认同。孟子曰: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以大事小的智慧,全在于尊敬二字。去除大汉族的骄矜心理,抛弃中央王朝高高在上的凌人盛气,剥掉所谓先进民族文化优越感的外衣,让少数族裔真正从心底里有一种受尊重的感受。这才是解决问题的钥匙。

今天,我们的民族问题也不能不说是严峻。国家的政策、投资都向民族地区倾斜,但总有费力不讨好的感觉。我们要反思检讨的是:我们真正充分尊重了少数民族的心理吗?

    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小小一封奏折,里面大有乾坤。

 

 

 

  如果是在今天,就新晃的行政建制到底归属湖南还是贵州举行全民公决,相信绝大多数新晃人会投票支持改隶贵州。为什么?可以搭上西部大开发的顺风车,多争取到国家的扶助。临近的湘西自治州进入西部开发序列,经济上热火朝天,而同样贫穷落后的新晃所属的怀化却没有这种福分。尤其让人艳羡的是,毗邻的贵州公务员和国家单位人员的工资整整高出1500元以上,叫人情何以堪?新晃侗族自治县似乎正在成为一个贫穷孤岛,在周围县市的衬托下越发显得有些楚楚可怜。

还有更加让新晃人气断肝肠的是,尽管2005年湖南县域经济研究会综合评估的数据表明新晃位于湖南省的最后一名,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新晃早在1986年就被摘掉了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这样,在2012年推进教育公平的过程中,很多大学都以国家级贫困县为标准来确定扶持对象,因此,新晃县既进不了清华大学“自强计划”的视野,就连中国人大的“圆梦计划”也失之交臂。没有这些优惠也罢,如果按美国的行政区域直线划分法,新晃的学生由此加入贵州籍,提高录取档次的受益面将大幅度提高,少数民族边远贫困地区弱势群体将得到更大的实惠。

1817年的清朝大地,并没有现在西部大开发一类的美事,当时的贵州比湖南还要落后,虽然晃州与当时玉屏都属于穷山恶水之乡,未开发程度相等,为什么晃州士民一心一意要求改隶贵州?这一点单从地理远近来做解释,实在太过勉强。俗话说无利不起早,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的利害关系呢?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原来这和当时的科举考试有关。晃州隶属芷江县,当时的文化教育水平显然落后芷江其他地方,而三年一次的晋升秀才的考试以县为单位,每次录取人数极其有限。清代中后期全国童生总数二三百万人,每三年一次参加省“学政”(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省教育厅)主持的“院试”。院试通过了取得“生员”资格,也就是俗称“秀才”。考试只录取25089人作“生员”。具体到每个县,只有几十人,录取率在10%上下,这样一来,当时晃州的秀才考取率低得可怜,考上一个秀才比今天考上北大清华还难。而当时玉屏县人口基数要小,文化教育不比晃州强,相比较而言,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参加玉屏的秀才招生考试,命中的机遇要大很多。因而他们请求来个高考集体大移民。

然而实际情况如此,给皇帝的呈文却不能这样写,只能写上冠冕堂皇的理由,即地近贵州,便于治理。皇帝在敏感时间接到敏感地域的呈文,自然不敢掉以轻心。

晃州士民对皇帝的上书,私下藏着如许猫腻,前来调查的湖南、贵州巡抚,是否知晓这一层?从事后的处理结果来看,他们应该是心中雪亮。改隶贵州玉屏,却要占玉屏的秀才名额,玉屏人肯定坚决反对。要知道在中国古代,读书中科举是底层人士通往上层的唯一通道,而秀才是乡里的头面人物。让湖南人来抢占贵州名额,那无疑会多生事端。基于此,两巡抚没有同意晃州士民请求。但对他们的要求又不能置之不理,这是块什么地方,这里居住的是什么样的民族哪!保不定就有什么民变之类的事发生,他们至少担个处事不力的罪责!两全其美的办法是把晃州升格为直隶厅,直属布政使管辖。这样,晃州士子不需再去跟芷江士子竞争,直隶厅可是跟芷江县平行甚至更牛的行政单位,有单独的学官,晃州成了一个独立的县级秀才招考单位。这是晃州读书人做梦都没有想到的美事,科举命中的机率大大增加。

不愧是老于官场的大员,事情解决很完美。而且两巡抚实地走访之下,当能发现此地的重要性。升格之后,加强了军事上的管控,对于湘西、贵州的匪患,苗民起义,可以达到以点控面的作用。相比之下,读书人的心声不过是附带解决而已。从最后的处置结果看,显然身居九重的皇帝也是心知肚明的。

事情是解决了,然而我们却不能到此止步。潜藏在这一事件背后的利益博弈,实质上牵扯到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化政策。这一点在今天是被忽略了的。

晃州人为科举而请求移民,与今天的高考移民案何其相似。其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很好解决,甚至可以说愈演愈烈。

还以古时的晃州今天的新晃为例。过去这里的读书人面对芷江人的竞争颇处劣势,在今天,却要面对湖南全省的竞争,其劣势与那时相比更形巨大!本地高中生每年考上重点大学的人数很多年份为个位数,考上名牌大学的人数更是少得可怜。这是一个县哪!虽说少数民族考生可以加20分的民族分,可是,这里和长沙的差距岂止是二十分?

表面上看,落后地区之所以落后,凸显出的是经济上的落后,其本质是文化上的落后,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我们国家的扶贫,仅止于经济层面,这层面最容易取得看得见的成绩。要想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在落后的地域植入自我发展的内在基因,这就需要我们帮助落后地区在文化上实现追赶。衡量一个地区文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就是看当地的高考。

少数民族在高考竞争中的比较劣势,在那些大的省级民族自治行政区并不存在很大问题,因为那里的汉人倒是少数民族,各民族的竞争相对公平。可怜的是在湖南贵州广西等省里,在汉人夹缝里生存的民族自治县区。当今的高考对他们是极度不公平的。让他们在全省范围内公平竞争,即使再加上二十分,也远不是对手。这有点象中世纪和现代的竞争,第三世界的非洲国家与一流的欧美国家竞争。最可怕的不是经济上跟不上,而是文化的塌陷。这,让侗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看起来要成为没有未来的民族,永远需要国家扶贫,永远要贴上落后的标签。

嘉庆皇帝并非有道明君,但不能不说他对此事的处理是英明的。英明就在于他给了少数民族在文化上的出路,不至于让落后民族勉强在文化上与先进民族竞争。这不是竞争,某种意义上说是屠杀。而今天的施政者,却对此现象视而不见。不是找不到办法,是没放在心上。毕竟在今天,这些地区不再是敏感地区,不如新疆西藏能触动高层的神经,可以视而不见。这里的民风通过几百年的化育,淳朴得很哪!

按人口比例分配给这些民族自治县区适当的优质大学招生名额,让少数民族的高中生有同等上大学的机遇,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我们的民族文化政策,还真要向两百年前的嘉庆皇帝学习。

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是为感。

 

20121218

 

 

作者简介:李劲松,男,1970年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1995年毕业于娄底师专中文系。20088月调入新晃一中担任语文教师。







湖广总督马慧裕、湖南巡抚巴哈布遵旨确查湖南芷江县近黔六里地方民人呈恳改拨归黔一案大概情形事奏折。嘉庆皇帝朱笔御批:秉公妥议,绘图具奏。

人民日报炮轰“高考减招”,北京,你咋不上天咧?!

 

编辑:裘愉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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